日本有个叫星新一的作家，专门写小小说，据说曾发表了１０００多篇，其数量可谓洋洋大观矣。论作品质量，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喜欢他作品的日本读者，故意把他的名字翻过来念，戏谑地称他是“一颗新星”；译到中国的作品，也被诸多报刊选用。
这种情况，令中国的小小说爱好者羡慕起来。江西抚州市有个叫刘国芳的文学青年，曾潇洒地甩动长发，写下一段创作宣言：“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可以反映一个时代，一篇小小说却不能，但１００篇小小说能不能呢？我想，写得好的小小说，也能反映一个时代，至少能勾勒出一个时期的轮廓。”国芳这一番豪言壮语，可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迄今为止，这个外表文弱的青年，身上不间歇地迸发出小小说创作的激情，才思喷涌，梦笔生花，几年间，竟笔不离手，一口气在全国百多家报刊上，发表了近千篇小小说作品，逾百万字之巨。这该是一种多么繁复的构思和劳作。
精练和含蓄是小小说创作的基本法则，国芳是深得其中三昧的。读他的作品，我常常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国气派”，即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中，把所汲取的营养成分，溶化于字里行间，讲究语言的简洁明丽，追求结构上的变化和节奏，抒情时富有感染力，营造出画面效果。国芳能娴熟地驾驭千把字，集中而凝练地写好一两个人物；叙述故事，也往往隐匿着内涵深刻的象征意味。《风铃》、《月亮船》、《诱惑》、《黑蝴蝶》、《一生》、《向往阳台》、《演员》等，都是相当耐读的好作品。应该说，国芳是有影响的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之一，较早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并且始终坚持以小小说创作为主，为探索小小说这种新文体的形式，进行着可贵的倡导和实践。
形成独具艺术特色的创作风格，历来是作家们所追求的目标。试想，在作品的构思和语言上，没有鲜明个性的作家，该是多么的悲哀衡量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其创作风格占有重要的一笔。然而，风格又是一种束缚作家进行自由创作的锁链，一旦风格固定，如不能刻意求新，不再有另辟蹊径的创造，只在原地踏步，千篇一律地重复自己，那又是多么乏味的事情。小小说真正要在文坛正名，争得一席之地，与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抗衡，成为小说四大家族的一员，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作品数量是不容忽视的。小小说本来就“微不足道”，没有数量更无从谈起抗衡了。但那种在小小说创作上不讲究质量，一味像写作机器式的“批量生产”，却是万不可取的，那将会使小小说这种文体贬值并将其引入歧途。平心而论，国芳的部分作品，构思比较单薄，情节雷同，人物形象概念化些，单看某篇作品尚可，把几篇或几十篇作品集中起来读，更能看清那种模式化倾向了。对于一个有着几百篇作品数量的作家来说，这种揶揄式的批评似乎不算苛刻，无疑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
有人不大喜欢说自已是小小说作家，生怕降低了“品位”。我的朋友刘国芳，公开亮出旗帜，专门创作小小说，把自己认认真真地打上小小说的印记，只要谈起小小说，总是神采飞扬，掩饰不住心灵的悸动。从１９９５年以来，我明显地感觉到，国芳的创作渐有新意，无论在构思还是语言上，都试图突破以前的自己。一个作家，有此自觉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文坛的中短篇创作一度沉寂，而小小说却热热闹闹方兴未艾，真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人们欣喜地看到，小小说已成为一种诱惑，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