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翎：安勇是中国小说学会２００５年度小说排行榜小小说排行榜的上榜作家，他的小小说《仇恨》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近来在《小小说选刊》、《天池》、《小小说选刊》上又读到了他的新作，既有《一张饼》等深入触及人性的小小说，又有《触摸心灵最柔软部分》、《读滕刚的往事与词牌系列小说》等见解独到的评论。他是小小说领域中兼有两副笔墨的作家之一，也是这一领域中的后起之秀。我与他曾就滕刚的小小说创作进行了一次笔谈。

　　卢 翎：作为一位小小说的创作者，你是如何看待滕刚的小小说创作的？
　　安 勇：读过滕刚的作品，我觉得我不该再写什么了。
　　卢 翎：滕刚是那样难以超越吗？
　　安勇：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写作的真正意义在于发现，亦即找到观察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生活时那个新的视角，并用文字将这个视角下看到的景物表现出来。让人们有一个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打量平庸琐碎的生活的可能性。也让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直以为了如指掌、驾轻就熟的生活，还有着另一番截然不同的面貌。基于此，在读每一篇小说时，我最感兴趣的不是作者向我讲叙的故事本身（尽管那个故事有可能非常新鲜和奇特），而是作者讲故事时站立的那个位置，他所处的那个角度。
　　卢 翎：你所谓的“视角”，是否可以理解为滕刚之于生活、之于人性的独特的充满了形而上意味的感悟与体味。
　　安勇：是的，每次读滕刚的小小说时，我都能感觉到，他小小说的视角非常独特，贴近生活而又有着某种形而上的悖论性思辨。沿着滕刚小小说的脉络，观照 “张三”和“异乡人”们的遭际，我认为滕刚的视角大致有两个。一个我把它称为“局部特写”，它类似于摄影技术中的特写，这个视角低而且近，冷静地把某个场景放大在观众眼前。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异乡人》系列。在这组小小说中，滕刚在真切地看到一些社会怪状后，抽身而退，把观察的权利赋予那个具有客观意义的“异乡人”，像《老残游记》中刘鄂用老残的眼光观察当时的社会一样，滕刚通过“异乡人”这个独特的视角，冷静甚至冷酷地反映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怪诞。系统地读过《异乡人》后，我感觉这个系列是滕刚向社会撒下的一张大网，打捞起来的是一尾尾让人如鲠在喉却不得不下咽的鱼。还有一个，我将它称之为“上帝的俯视”。在滕刚的很多小小说里，我都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小人物，所以熟悉，因为那些小人物，正是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是我们——是你，也是我，当然也是作者本人。滕刚正是站在自身的角度上，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尴尬、无奈、荒诞、困惑、无助、矛盾等等困境之后，再将这些真实的感受上升到了具有哲学意味的理性高度。从对自身，对个体的打量和关注，转化成了对一类人，对整个群体的审视和悲悯。滕刚审视的目光，也从对自身困境思索时的忧郁，变成了对群体关注时的锐利。他的目光像刀一样，瞬间从人们的困境中截取出一个个观察所需的切片。正因为如此，在读他的小说时，我经常会感觉到，他的视角抬得很高，甚至高到与全知的上帝并肩而立。比如，在用身体和性作为载体的《往事与词牌》系列中，滕刚的目光从身体出发，最后已经超越了身体，指向了道德、欲望等诸多层面，抵达了人性及哲学的高度。
　　卢翎：小小说篇幅短小，宜于迅速快捷地表现生活，小小说的特性之一也就在于它是贴近生活的。滕刚一直游走于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生活的前沿，他感知着我们时代生活的变化，人们浮躁而焦灼的心态。对于时下转型期社会中种种问题、现象的表现，滕刚的独特“视角”使滕刚更注重人的境遇等现代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表达，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小小说的阅读和喜爱滕刚的小小说中有种吸引读者进去的力量。尽管滕刚的小小说是从瞬间将“片断”推升至哲学的高度，抵达生存的本相，但是他的小小说却很好读，而非晦涩。
　　安勇：我也有同感。阅读滕刚的小小说时，我经常会有一种不自觉的沉醉和痴迷。滕刚的小说似乎有着某种魔力，让我欲罢不能，很多篇章即使读过多遍，再读时，仍然会觉得津津有味。我曾经私下里和滕刚说过，他的小小说有点像鸦片类的迷幻剂，很容易让人上瘾。我也曾认真地思考过个中原因。我认为，滕刚小小说里的主人公正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些小人物。换言之，当我们阅读滕刚的小小说，关注着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命运时，其实正是在阅读自己，关注自己的命运。滕刚用他的智慧把我们的生活场景录制下来，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处理后，再播放给我们看。我们也因此能在小小说里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处境和七情六欲。也正因为如此，当看到《姓名》里张三的处境时，于作者自嘲和嘲人的黑色幽默引发的轻笑声里，也感受着来自内心深处的某种酸涩，我们挂着笑容的脸上，也便会滑落下两串同病相怜的泪珠。滕刚还原了小人物们的所思所想情感和欲望，并将之放在社会、家庭等诸多空间里，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剖析。这些姓名不同处境各异的小人物，有时候可悲、有时候可爱、有时候可笑、有时候可怜、有时候可气，但不管我们对他们寄予怎样的情感，也都是对自我的一次重新认识和了解。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彻底看穿滕刚小小说中的人物，而因此永远对他们痴迷和沉醉，就像我们永远无法看穿自身一样。人和他生存的处境也许始终都是个无法破译的谜团。
　　卢 翎：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写作的意义在于发现”。我想这种发现不仅仅是滕刚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表现，人性的矛盾、复杂，还应该包含另外一种含义，亦即表现手法。滕刚认为他的小小说走的不是写实的路线，他更喜欢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安勇：是的，滕刚是位出类拔萃的智者，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生活的观察上，也体现在他对观察结果的描述和展示上。当滕刚用他独特的视角得到小人物们一个个生活的切片后，又把这些切片一一放在了显微镜下，然后开始了他别具一格的讲解。他运用夸张、荒诞、变形、隐喻、象征等一系列手法，让抽象的生活状态，变成了可以感知到的某种病痛，变成了某种具体的物什，让小人物生存的困境在读者的眼前纤毫毕现，以至于让读者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卢 翎：在你看来，哪些表现手法在滕刚的小小说中描述与展现了他的思考与发现。
　　安勇：夸张、荒诞、变形、隐喻等。具体来说，读滕刚的小小说时，我发现随处都可以看到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比如，在《石头》这篇小说里，主人公张三作为一个儿子，当父亲生病住院后，他瘦弱的肩头上承担的重任，具化成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通过这块象征性的石头，我们甚至能感觉到，那份无法摆脱的沉重，也正压在我们的心上，像搂在张三怀里一样，也是沉甸甸的。张三的承担和责任，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承担和责任。在《个人履历表》系列之一《婚姻状况》中，张三的婚姻状况凸显为一种“疼痛”，这种“疼痛”很奇怪，它无药可治，不明原因，反复发作，只有用妻子的手去按摩才能缓解。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来历不明的“疼痛”，感受到了张三婚姻状况的尴尬和无奈。这种“疼痛”也让我们看到了，当夫妻双方从当初的激情过度到相互依赖的感情时，那种无法割舍的联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了。而人们在面对挣脱与疼痛的两难选择时，永远也无法看穿其中的奥秘。再如，在《健康状况》中，张三的健康状况体现为一种莫明其妙的“下沉”。这种“下沉”让他面对社会责任（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责任（照料生病的母亲）时如履薄冰，胆战心惊。象征和隐喻是滕刚擅用的一种手法，在他的作品里俯拾即是。如某种强势压迫导致的阳痿（《阳痿》）。《眩晕》里那个善于玩弄女人的父亲，在看到自己的女儿将要被和他一样的男人玩弄时，表现得惊慌失措，甚至眩晕。滕刚用他高超的手法让读者切身感知了主人公的病患和疼痛，并与之一起病着和疼痛着。如果从刻板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我们也许会认为《姓名》里张三的遭遇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会问，怎么可能呢，这太不现实太不可思议了。但如果我们能透过不可思议的表面，看到张三在《姓名》里所遇的实质，就会得出结论，其实，这篇小小说从另一个角度抵达了更加真实的真实。《姓名》里的张三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物，他没有职位、没有工作、没有一个准确的称呼和社会定位。他这个人也因此在朋友和众多被邀请的“人物”面前被忽视甚至忽略。更可悲的是，就连张三自己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被人视而不见的事实，心甘情愿地成了一名“服务员”。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兴高采烈地说：“我的朋友真是太好了，他没有介绍我，太让我感激了。”通过滕刚在小小说里使用的夸张、变形和荒诞手法，我们逼真地看到了社会上某种荒唐的价值取向，也同时看到了小人物被社会漠视的尴尬困境。而《仿佛》里通过张三对抄家的惶恐不安，以及家人一次次徒劳无益的藏匿行为，将人们拉回到了那段特写的历史时期，直探到那个时期人的精神深处，逼真地描摹出当时人们怪诞的生存状态。
　　卢 翎：对于小小说来说，滕刚的发现在于他并非单纯模仿或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表现现代哲学本体论的问题，他是我们这个发生着巨变的生活造就的，是我们生活越来越多的非理性主义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共同造就的。
　　安勇：你还记得滕刚的那篇小小说《预感》吗？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一天早晨，Ｗ君预感到自己要被汽车撞死。为了躲开这场灾难，他特意不上班也不出门，把自己藏在后院的土坯小屋里，并且拒绝和所有人见面。结果，一辆重型卡车在傍晚时分穿墙而过，恰恰将他置于死地。而他那天的反常行为，也很快成了让他人铭记和警惕的某种预感。我无意为这篇小小说的主题下什么肯定性的结论，我要说的是，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思辨和悖论的光辉，几乎能够照亮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两极以及两种或更多种的可能性。当然，这道光辉也照亮了每一个如我们一样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也许我们只能在不确定的因素中荒诞地活着，在确定的时候无奈地死去。但不必过分悲观，我们完全可以从容并且微笑着去面对人生。读过滕刚的小小说后，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已经跟随着滕刚的步伐，完成了一次自嘲和嘲人的调侃旅行呢？
　　卢 翎：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我想这是一次“发现”之旅的探讨，希望能不断读到你的精彩的小小说作品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