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后，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进行叙事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层面。作为“平民艺术”（杨晓敏语）的小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就更为常见。因为第一人称叙事因“我”的加入给人以现场感，造成客观、真实的叙事效果。而这一点正是小小说读者所渴求的。不过，第一人称叙事与传统的全知叙述者相比，它也有自身的局限，即它只能老老实实的在“我”所见所闻的范围之内展开叙述，超出了这个范围则是属于它的臆想或推测，它必须在文本中给读者交待清楚，否则便是视角越界，呈现出一种虚假的不可靠的叙事效果。
　　当前大多数第一人称小小说都遵循着这一固定的叙事规则，如许行的《立正》、冰心的《掉价》、贾大山的《莲池老人》等。我们以贾大山的《莲池老人》为例稍作分析。“原来我不知道他（莲池老人）是干什么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非常老实地向读者说到。可是在文本中又必须对莲池老人的生平有所交待，此种情境下，叙述者说：“后来文物保管所的所长告诉我，他是看钟楼的，姓杨，名莲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叙述者“我”亲眼所见了。整个叙事严格按照叙述者的所见所闻展开，没有半点越界之处。我们再看候德云的《冬天的葬礼》。叙述者是这样开始叙事的：“我不止一次暗自庆幸，那个饥饿的冬天来临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我们村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一个当时没有出生的人，如何知晓村子里所发生的一切，不是明明撒谎吗？但接着叙述者就告诉了我们：“我的父亲多次对我说起。”这样，看似撒谎的叙事又显得诚实可靠了。
　　在第一人称小小说中，叙述者“我”限于自身所见所闻展开叙事，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仍有一些小小说，如刘建超的《将军》、苍虹的《奶奶的后院》、明戈的《真情无言》等，叙述者“我”超出了自己的权力，从限知视角越界为全知视角，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不可靠的叙述。为何会出现这种视角越界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故意地越界。此类视角越界的小说有个特点，就是叙述者“我”与文本中的人物多是一种亲属关系（像夫妻、夫子、兄弟等），由于亲属之间天然具有互相沟通的无限可能性，叙述者“我”就觉得它熟悉文本中的人物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它不能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它也会通过与其它人物的交往自然而然地知晓。所以，它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把这种故事来源告诉读者。在《奶奶的后院》中，叙述者这样展开叙事：“奶奶做了爷爷的妾，奶奶望着爷爷那堆虱子翻花的破棉絮哭得差点背过气。”接着，叙述者“我”不仅叙述了奶奶做妾之后的大段故事，还描摹出了奶奶与爷爷、奶奶与父亲的对话。而此时，“我” 还没有出生。如此久远的家事，“我”如何知晓？假设是“我的父亲多次对我说起”，叙述者“我”应在文本中给读者说明。可在《奶奶的后院》中，没有一句类似的话。这样叙事明显超出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权力。当然，这种视角越界并未造成叙事虚假的效果。这当是一个有趣的叙事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亲密的家庭关系使读者不约而同地认可了叙述者的越权，再加上第一人称造成的现场感，就使读者溶入故事之中而辨别不清了。
　　还有一种视角越界现象，是作者不自觉造成的。他本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的，可在叙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由限知叙事滑向了全知叙事，从而超出了自身的权力，使文本呈现出虚假的叙事效果。我们以《真情无语》为例作简要分析。在《真情无语》中，叙述者开头是很老实的，可随着叙事的展开，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叙述者作了一下交待：“孔老师把我的情况写成材料，报告给学校，要求学校给我搞一次募集。”应该说，这句话是可靠的，因为此事孔老师肯定给我说过，可下面“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叙述者“我”竟让孔老师跟校长进行了一场对话，还描摹出“校长摸摸秃顶”的人物行动。“我”根本不在场，作为一个学生又与校长不熟，“我”如何知晓呢？如果是听说，就应该采用转述后的叙述，而不该用客观展示的方式来叙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夸大地运用了自己的想像能力。而这种想像是非法的，和虚构不一样。
　　小小说不仅是讲一个故事，也是传达人生的感受与经验，为了确保读者对叙事的信任，叙述者应该追求一种真实的叙事效果。第一人称小小说更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