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把握与人物创造
2007-09-04 10:05:46 作者： 冯辉 来源： 小小说阅读网 浏览次数： 105 文字大小：【 大】【 中】【 小】 相裕亭是一位艺术功夫较为过硬，写作成绩比较大的小小说作家。全国性的小小说评奖由《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两刊主办他数次榜上有名；他的新作不断在小小说领域形成一个个议论热点，继而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他的小小说写作已历经十几年。现在，他已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知名作家了。
借相裕亭小小说出版，我对他的小小说创作随便谈点看法。
不妨以“题材来源”为话题来说。相裕亭的小小说创作，就其题材来源而论，大体上是三块：第一块是当代现实题材。一般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作者真正进入社会生活并充当其中一个角色之后，在创作上选取那些大多属于作者亲临其境的领域。在此领域，作者多写乡干部、村干部和农民。如“小林乡长”系列、《村官》等。第二块取材于７０年代以前作者的童年、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多属记忆性、轶事类的书写。如“穷村故事多”系列。第三块是纯粹的艺术虚构，多为遥远年代里的故事。如“盐东”系列等。
在他的第一个题材板块上，相裕亭表现出一个当代作家对现实的热忱与敏感，对我们社会中诸多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对社会现实强烈的同时也是深远的责任感。这在《送温暖》中得以较集中的体现。小林乡长上任伊始，正值春节将至，尽管大雪封山，他坚持要为山区的老党员和五保户送温暖。他的工作作风与长期以来这里干部们的做法形成严重的错位。小林乡长那种钉是钉、铆是铆的做法使长久沿袭下来的问题暴露出来，而且问题里面套着问题：村里一直吃着老党员、五保户的空额，而村里靠的就是这个空额，以应付乡村“工作”中的吃喝招待。问题摆在小林乡长面前，他如何处理？作者没有写。让小林乡长、也让读者去思考这个谁也不好处理的问题吧。
《村官》是一篇值得认真总结的出色作品。这一篇似乎还没有引起读者、评论家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个农村基层组织状态的横切面，它透示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社会信息。村官村长、会计们的行为只是一种萌芽状态，带有一种趋向性质，同时村长在心理上也不无自我矛盾。应当说这样的构思最富于认识价值。这一篇的故事是一次不轻不重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假公济私活动——用公款进县城吃、住。作者主要表现村长的心理状态联想起作者当过乡级领导，对村一级干部的微妙心理摸得相当透彻，属于真正“熟悉生活”。《村官》的出色之处就在于作者把握村长三更的心理状态于特定限度上，不愠不火，极有分寸，绝对不过。农民固然苦，其实农村干部也苦。但干部再苦，比起最底层的村民来还是有些特权。比如掌握着农民最为紧要的宅基地、生育指标等方面的收费与支出；又比如，村干部可以以发展生产为名外出“参观”、“考察”等等。应该说，三更目前还可算是个好干部。他努力工作，抓“基本国策”不手软，时常想到怎样帮村民提高粮食产量，而家里的事基本不管不问。即使这次外出也不过到了县城，花钱还是本着节俭原则的。但是，这次外出毕竟有假公济私性质。写到五件事：儿子放假需接回家、搞点项目、找优良种子、吃馆子、住宾馆。这五件事落实的只有三件私事，而搞项目、找优良种子最终只是充当一个名目罢了。由此看来，作为一种趋向与苗头，小小的“腐败”毕竟算是有了开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开端？人们不难想到：村里的管理体制上就存在着干部腐败的可能性。如果推断下去，三更村长、四合会计们也是两种可能性：或被揭露、处罚而收敛，或者愈演愈烈，越来越胆大。在《村官》里，最有意味的是四合这个典型人物。他是总管、抬轿者，是心腹，是村长须臾不能离开的左右手，他被村长所支配，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支配村长。四合这种人有自己的生存方式：自己的生存有赖于村长的信赖，而巩固或提高这种信赖就需要一种水平，或者说方法。此种水平等往往表现在办事情的“度”上请读者注意此篇中“点菜”的情节，不能不及，亦不能过。“不及”或“过”都将失去上面的信赖，也就意味着丧失生存空间。——相裕亭就是通过对四合这个人物的创造，揭示出了乡村社会中人们的政治文化心理或政治性格。有很多作家笔下的农村干部，要么盛气凌人、鱼肉百姓，要么一身正气、不食人间烟火，这都是在熟悉生活、认识生活方面十分幼稚、肤浅的表现。分析起来，相裕亭在当代题材创作方面的成绩，取决于他对现实问题热切的关注和敏感的体察；现实生活的纷繁、鲜活极易刺激作家的现实责任感介入意识和通过创作去表达对一种社会理想的向往。
相比之下，我觉得相裕亭在他的第二个题材板块上的创作相对薄弱。这个领域并非为作者所倾力。所谓７０年代前后，主要是“文革”期间，这个题材领域有一些客观的属性，它留给创作者发挥想象的空间是有限的。在这部分创作中，作者往往囿于往昔的记忆，而这种断片式的记忆往往较为表层、互为孤立，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些特殊印记令作者较难找寻出艺术虚构的源头活水。尽管如此，在这个题材板块上，作者还是写出了一些很有欣赏价值的好作品。比如《推煤》，写出了一种朋友间家长里短的文化。“哥”高中时的同学要送点煤给“哥”。但有种种原因、种种讲究：“哥”本人不能去，只能“我”去。“我”去的情节里展现了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贫困”的窘迫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穷村故事多》中的《换门》也因表现了这种双重的“贫困”而具有了较多的艺术意味。《躲伏》也不错。此篇在结尾处抖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极有分量的“包袱”：“四姑姑的包袱里绣着两个相同的‘山盟海誓’的烟包儿”。小小说的“包袱”重要，而所抖出的“包袱”本身的质量更重要。《躲伏》的“包袱”不是抖一个娱乐性的笑话式的“包袱”，也不是仅仅展示某一种因果的谜语式的“包袱”。这个“包袱”放到现在来看也是很沉重的一个女人爱情的悲伤和命运的不幸，其立意也是很深远的。
关于相裕亭小小说题材的第三个板块，即纯粹艺术虚构中的那些遥远年代里的故事，也是在读者中影响较大、作者的艺术才情得以充分施展、精品佳作屡出的一个领域。我想，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个题材领域里，作者没有现实的复杂顾忌，能够彻底开启艺术的想象力，能够在那种诱惑自己想象力的地方全部倾注进自己的艺术智慧和艺术理想，可以“唯美”，可以精益求精。《威风》和《忙年》这两篇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精品，已为很多读者所熟悉。在我担任执行主编的《百花园》月刊上发表时，我都在“编后”作过概括式的推介，作品问世后又有一些评论家作评。这里再谈一点新的感想。
对《威风》中盐东家这个人物的理解与分析，人们的思路还可以再开阔些，这个人物所透出的文化信息要广泛得多。他是一种典型，是一个社会历史标本。在文学史上，好的人物创造总是经得起从各个角度去考量、推敲，一些典型性格之所以长时间立得住，就是由于“他”所携带着的繁多的文化信息或历史遗存不断地被人们所分析、引证。如契诃夫所塑造的小公务员，鲁迅所塑造的阿Ｑ、孔乙己等。《威风》中的东家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他对于财富的欲望、对人进行奴役的欲望、君临一切的欲望，他的驭人之术及其风格、对女人的欲望、对玩乐的欲望等等。这种典型之所以有现实意义，是因为在现在的很多人身上，特别是心理结构上都大有传承，尤其是东家身上体现着的“奴役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奴役文化”并非仅存在于旧时代，在现实里，“奴役文化”尽管被有些人包裹得很潜在，外表上罩有种种伪饰，或在表现方式上有了更多的曲折与考究，但万变不离其宗，正是存在于不少人潜意识里的那种劣根性比如官本位的观念、恶性膨胀的私欲、特权思想、上智下愚观念等，才使得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紊乱、社会正义被践踏、个人权利屡遭涂炭，社会进步的道路崎岖坎坷。“奴役文化”是一种腐朽的封建文化，其本质为反人道反人性的人身依附文化，它与现代文明、民主精神、自由、平等等格格不入。还有，与盐东家相伴相生、互为依存的——像陈三这样的——人物也同样富于典型意义，这样的人也在代代传袭。这多么发人深思
对《忙年》中的大太太也可以进行这样的分析。田嫂作为此篇的主角，其命运悲惨至极。但篇中的兰枝、兰叶也同样值得同情，她们皆仰赖大太太鼻息而生存，她们如花一样的青春被窒息着，人格被奴役着。然而可以分析一下大太太，她在生存上其实同样处于被奴役状态，生存上也有自己的危机。作者写道：吴老爷娶了四姨太就几乎不回家了，她只能容忍；吴家的事业，她必须管好；吴老爷要携四姨太回乡，她须做好一切准备，又突然说不回了，她得接受。事实上，就她的个人命运而言，她的遭际也是凄惨的。她对吴老爷不能有丝毫微词，更不要说抗争了。作品的深刻处就在于，写出了这个被奴役着的人在骨子里也早已渗透进奴役别人的“恶”的基因，她不仅像遣驱牛马一样地奴役着兰枝、兰叶和田嫂们，而且将自己内心的怨恨转嫁于她们身上，她的怨恨越深越毒，兰枝们的遭遇就越凄惨。因而，大太太冷酷无比，死个人眼都不眨。这种现象固然是旧时代的产物，但那种“恶”的观念并不会因时代的消亡而消亡。社会的发展是渐进的，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只要存在着物质和文化的差别，那种腐朽的恶的观念与行为就会滋生甚至蔓延。这可以说就是相裕亭作品中蕴含着的现实意义。
还要指出一点，《威风》与《忙年》两篇之所以被誉为精品，还在于它们在叙述和描写的精确性上也经得起仔细推敲。所谓艺术，有一个要义就是：“度”的把握达到精确之程度。
相裕亭在小小说创作上善于经营“系列”，如“小林乡长”系列、“盐东”系列、“穷村故事多”系列、“乡村纪事”系列等。这表明作者有两点追求，一是整体感，一是多侧面。这两者都在弥补着小小说这一文体客观上的短处。作者对一个题材面作整体的把握，再将很多侧面集合起来，就可形成厚重的表现效果。这很机智。
饶舌了很多，重要的意思却放在了最后：祝贺这本小小说集的出版！我相信，裕亭君在以后的创作中会有更多更理想的作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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