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诗之间的创意
————读《杨轻抒小小说三题》
2007-09-04 10:09:14 作者： 冯辉 来源： 小小说阅读网 浏览次数： 88 文字大小：【 大】【 中】【 小】 在很多人似乎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选择，即：由理想化、浪漫化、殉道般的生活理念转变到功利化、现实化、世俗化的价值观，开始在新的生活方式里糊里糊涂地得到源源不断的实惠、种种游刃有余的体面之后，他们有一种臻达彼岸的轻松和惬意。同时，还有少数人依然以唐·吉诃德、西绪弗斯自许，仍然在铜臭弥漫的雾霭里用灵魂支撑起一片晴朗的高空，他们坚信，那里有阳光。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却陷入这两者中间选择的困惑：哪里是理想的栖居之地？哪里是误区？期然或不期然的是，这就是今天人际的现实。
杨轻抒的这三篇近作，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和时空背景中派生出来的。可以说，是这位年青的小小说作家艺术思考的产物，读者可以从他的文本中留心到思考的缕缕行迹。
思考即选材，选材即思考“炼意”这一术语不无匠气。杨轻抒思考的触须伸向人类永恒的悖论。
鸟在自由的晴空里恣意地翱翔，是多么的幸福、美好；可又如何能够摆脱掉“一把米”的诱惑？这实际上并不只是一种诱惑，这是“生，还是死”的永恒诘问！而生，是有条件的，美丽的鸟儿可供人赏玩，可使人在观赏中满足一下对“飞翔”之物能以掌握的虚荣，释放一下郁结的困顿情怀。而要持而久之，必以笼囚之。无独有偶，《钟声》中的主人公“我”何尝没有鸟一般的情志？何尝不追求鸟的轻松，潇洒和自由浪漫？
表现坚守浪漫的耐力和这种坚守终于难以支撑的悲哀——《钟声》所传达的就是这样的创意。杨轻抒写了鸟对米食的诱惑由不理睬到“死死盯住”，渐渐丧失耐力，“注视鸟笼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终于投入以米食为诱饵的鸟笼之中。
杨轻抒的表现是一种立体式的表现，他的创意以充盈着绵绵哲理意蕴的叙述来实现。他以“我”的视角写鸟，由鸟而移情于“我”，观照于“我”，“我”发现鸟的命运其实正是“我”的命运，睹物自怜，陷入进深深的悲愤之中。可是，谁能抱怨“我”呢？在“我”身无半文，在茫茫的冬夜浪迹街头之时，谁能怀疑走进一道门，走进一种温暖不是一种幸福呢？像那只鸟“终于耐不住了”一样，在“我”几乎走到了人生尽头时想到的竟是“真正神圣的东西在这种欲望面前默然失色”的“名言”
不过，在《钟声》的最后，还是写了“我”在生的尽头思想上一次不屈的振臂。“我”可以摆脱现世人生的枷锁去保有彻底自由的人生之轻，尽管只能以肉体牺牲作为代价。那么，“我”没有吝惜这种代价。在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将囚鸟的笼子打开了，城市的晚钟也同时敲响。
如果说，《晚钟》这一对人存在的困惑和悖论的艺术思考，是以写意为表现形式的话，那么《生活是小说》、《一种陶器》则是对生存现状、生存意义迷失状态的一种“白描”。后两篇与《钟声》有所不同，在联想空间上，在结构形制上，在隐喻宽阔度上，在现实聚焦上都相对狭小、近距。
《生活是小说》所诘问的是：生活的本质，究竟是“诗”——即心造的浪漫，还是“小说”——与坚硬的现实相妥协？
洋溢着逼人的青春气息、“手若柔荑”的女孩是美丽的，而“第一愿望是做诗人”的漂亮女孩子更是迷人的。男人们有太多的理由去爱、去追求这样的女孩。但是，这样的女孩就像飞翔着的候鸟，她们往往是季节性的，这样的女孩天然地带有梦幻色彩，这样的女孩随着岁月流逝会不断地飘游、变幻，她们的梦会醒，谁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在《生活是小说》中那个第一愿望是做诗人的美丽的理发女孩，尽管并非情愿地接受了“我”一个“喝扎啤”的朋友后，并没有过多的怨艾，她只是慨叹地说：“生活是诗吗？”“生活是小说”谁能迁怨于这个女孩与“诗”的告别呢？令人动容、痛楚的一笔，是那个“喝扎啤”的小伙子对“我”吐露心机的一席话：“不是你说她想当诗人，我还找不到突破口呢。不过还是累得够呛”活脱脱地凸现出一个浅薄地将“诗”当做赢得女孩爱情的“突破口”的卑贱嘴脸。这副嘴脸倒也并不轻松，他得手后的感觉是“累得够呛”“我”相对老练，从一开始就没有迷上这个理发女孩，而是有一个“常和我疯玩一气的女孩”，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最终还是与“我”商定，两人的关系纳入“正常轨道”，她说的也是：“生活是小说，不是诗，懂吗？”这最终促使“我”“从今以后改弦易辙写小说”。爱诗的女孩“醒”了，不爱诗的女孩也“醒”了；“我”也“醒”了，大家都“醒”了，于是，“我”又“醉”了，“醉得一塌糊涂”。或有人问：这些人“醒”得有无道理？——谁又能说得清？
《一种陶器》的创意比较显豁些。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常常陷入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虚假的体面而不自觉的窘境。杨轻抒作品的思想分量总是表现在敢于去拈取人生中的难度，特别是人格上的困厄，在种种难度上作出文章。《一种陶器》精心地营构了一个怪圈：“我”送给妻的新婚礼物是个祖传的陶器花瓶——“我”把妻子当做了“花瓶”——人们也把“我”当做了“花瓶”。岁月沧桑，所有的花瓶最终都会破碎。
不仅如此，这篇作品的深刻处还在于揭示：几十年来，“我”曾经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地去做这种“花瓶”，之所以恍然觉出屈辱悲哀，竟是因为人们对“我”的“欠郑重”一个小青年就可以拉“我”去出席场面
杨轻抒的这三篇小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有他的不群之处。一是在结构方法上，达到了较高品格的“互文性”。以《钟声》为例，严格地审究，它不单纯是象征。因为传统的象征有两个特性，一是最大限度地淡化以至消融事件背景、形象体系与历史现实的特定联系，二是事件背景和形象体系的自在性、单一性。它也不是纯粹的隐喻，它较为鲜明的时代色彩使得这篇作品所表达的内蕴切近读者对现实的认识心理，能够产生近距离的观念碰撞。可是，阅读《钟声》、《生活是小说》，我们仍能感受到它艺术上浓重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所以，它们在结构上，现实与过往，“我”与鸟，“我”与他人，往往形成相互比照、相互补充、相互叠加的互文关系。此种结构方式表现出作者对以往小小说俗成技法的承继、消化和变通超越能力，这种互文式的结构增强了作品的理性色彩和思想力量，在小小说艺术的探索中应有建树之功。
二是着笔于隐性的、婉转的心理线索，含而不露、往往水到渠成地进行全息性或共时性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尤其为小小说艺术所需要，在短短千余字的篇幅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出相对辽远的历史深度和相对阔大的现实空间？这一向是小小说艺术中的难题之一。当然，达到此种效果必须有较灵便、恰切的取舍、联缀的功夫并通过较为自然晓畅而洗练的心理性话语方能得以实现。在《钟声》里，由城市的晨钟开始了“我”的心理线索，由此线索，很自然地串连出“我”对鸟的猜度、“我”感觉中莫名的痛、“我”的身世命运往事；至此，结构方式形成，叙述节奏由平缓而进入动荡：在捕鸟的过程节奏中随机地、共时地显示出鸟与“我”的印照、祖母的命运等。《钟声》这种共时性、全息性叙述的容量还通过画龙点睛式的、形象性鲜明的典型细节来实现，它们依次有：鸟食鸟笼、存折、钥匙、书、围裙、鸟笼的门、祖母的眼睛，最后定格在一把钥匙、一张纸、一滴血上。这样的细节排列本身就很有意味，它类似电影蒙太奇句子，类似于马拉美、兰波他们的诗。就叙述进程而言，读者还可能联想到一些间离效果的戏剧。
而像这样在小小说创作中不多见的手法，杨轻抒的施展是活泼的、灵巧的，常常文思穿越时空、心游八方，而又运用自如，不露生硬做作之痕迹。可以说，作者的艺术探索已进入了某种相对自由的境界，其艺术劳作是富有成效的。
作者的艺术探索实践又使我想到当前小小说创作中的形式创新问题。我觉得在小小说领域里，从取材、立意到结构、情节、叙述方式似乎都形成了一些无形的框框。特别是在操作方面，难道我们非要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要么打捞于历史，要么“直面现实”？在追求出人意料、追求情节的曲折反转、悬念、巧合和误会之外便无法写小小说或就不是小小说了？我们应该如何拓展这一文学形式新的艺术表现空间，使此道越走越宽、越写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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