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小说领域里，到底出了多少值得人在多年之后，还能够记得起的精典作品？这个数字可能就比较难以计算。不是因为多，而是因为太少。能够被记住的作品，至少应该有一些常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我想起些别里科夫，想起葛朗台，想起严监生。这些人物至今还闪耀着动人的文学光彩。我们的小小说有没有创造出过这样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说过：“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显然，恩格斯认为，只有“典型”才是更高、更本质的真实。大量成功的文本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典型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典型”：事件典型、环境典型、情节典型、性格典型。这四个典型缺一不可。事件典型是基础，它提供一个易于发挥和展开文本的起点；环境典型则为人物的成形提供最强的说服力；情节典型看起来和事件典型有些类似，但不同的是，情节典型是把全部事件置于一种逐渐加强的逻辑之中；性格典型成为人物完成的最后一道工序，它使种种因素最后被综合起来，使文本形成最终合力。这四种因素综合之后，我觉得一个合格的、完整的典型就呼之欲出了。从这个角度看，《前科》（2000年12期）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
　　在《前科》这个故事里，紫丁香非常精心地把人物放在一个单一的事件之中：杨鼎成努力排除和躲避被当作“贼”，这个人从第一次误骑了公社武装部长的自行车被当做贼打之后，“贼”字就一直不离左右。最后一次，他都已经“杀了自己的猪，宰了自己家下蛋的鸡，连缸里的米粮都不敢多留”了，可还是被当作嫌疑对象抓了起来，好在真凶落网。否则，杨鼎成真的就是贼了。
　　杨鼎成的悲剧命运让人同情，但又让人为之生气：他竟一直走不出阴影。但在同情和生气之余，我们发现，作者紫丁香实际还提供了人物生存的典型环境，也可以说这种心理形成的社会原因。小小的特权对于人的随意的戏弄、摧残，潜藏的成见对于人的随意怀疑——一个非理性的社会环境，无法让一个心理脆弱人的感受到安全。我想，这个典型最深刻的地方在这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合理的环境，这个典型才不是一个可笑的人物典型，而是带上了悲剧和诘问的色彩的异化的形象。
　　这个人物可以算社会的一个缩影。他的生活，仿佛就因为那么一次偶然的事件，此后就失去了其他意义，每天就是等待、等待人家来把他当作贼抓起来。他始终就是处于这种焦虑和惊恐中，如此反复。这种单一的心理、情绪被多次反复渲染，从而形成了一种强调，为典型的最终形成，垫定了最为基础的条件。他的这种突出的性格和怪异的心理，在穿过社会谴责和社会批评之后，还高高地具备了更深的概括意义。我们可以说，这个受到挫折后一蹶不起的典型，刚刚可以用“惊弓之鸟”来概括。
　　我私下里认为，杨鼎成这个人物应该被我们记住。这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学上的原因。我们不能重复、也不能为那些脆弱的人的生活增加不必要的精神负担，同时，我们还应该少做些文学上的无效劳动，创造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典型形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