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陈永林的生活不怎么了解，只是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后来更得到了他惠赠的一本《白鸽子·黑鸽子》。这是一位有个性的小小说作家，因为常读到他的作品，所以，我还相信他是一位相当勤奋的作家。
　　说陈永林有个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作品有自己固定的表现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作品中叫“山子”、叫“月”的人反复出现，他的作品中人物对话总是没有被加上引号，他的作品总是飘荡着忧郁的气息……这就是陈永林的个性。他与众不同。
　　陈永林是一个不在意作品“再现”意义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人物对话从来不用加上引号，而是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嵌入文中，陈永林让它成为自己叙述的一部分肢体。他要专心地叙述完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故事。他的语言形态简短得让人不可思议，简短到“白”的程度。他虽然也用一些有色彩的词语来作些简洁的环境描写，但那种描写也因为他的简短气质变得“白”——白描的“白”：“河并不宽，却长。”（《桥祭》），“雨噼里叭拉地下，风呼啦啦地叫。”（《稻殇》）“是个冬天。阳光暖融融的。没风。鸡公树上的两只麻雀惆郁郁地叫，朦朦胧胧的让人全身乏力，想瞌睡。”（《布鞋》）……在叙述中，他喜欢“就”这个词，喜欢用它来引出一个结果——他的结果可以在行文中的任意一个地方：“山子懒，不想种地。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三十岁了，还是光棍子一条，饿得不行，就不免偷鸡摸狗……。”（《特异功能》）“后来，林子就有些烦鸽子。”（《白鸽》）这个“就”字成了陈永林的标志，他用它来改变叙述流程的方向，表述一种“想当然”的逻辑。
　　以上是陈永林作品两个很小的细节，但已经可以表明陈永林作品的“故事中心主义”的特点了。对话不加引号，陈永林把精力放在了叙述故事上；“白”的描写，陈永林则是把兴趣投注给了故事的核心因素——情节。
　　为了使情节更集中，故事更成为叙述中心，陈永林抓住一点，夸大其外形，使之变得格外突出。在《恩爱夫妻》中，云云的漂亮是故事的全部起点。她漂亮到成了全村男人和女人焦点，漂亮到从根本上影响了村子的“安定”，漂亮到陈永林把这一点的力量贯穿在作品的始终，成了推动情节前进的“第一生产力”。
　　陈永林追求“故事中心”，所以，他特别讲究构思。因为构思上的粗糙和简陋会使他的故事形不成“构成合力”。于是，在构思方面，他总是用尽心机，精雕细刻，使他的情节永远不“安分守己”，总是在波折中翻着跟头向前。《一束紫罗兰》至少翻了四个跟头；《一夜浪漫》则有五次跟头；《城市爱情》也奋力翻了三次；《牛尾巴村选举村长》翻了四次；有幸成为其集子名称的《白鸽子·黑鸽子》自然也不示弱，翻了四次……这种“跟头”指的是情节的大起大落。跟头多了，起伏“就”大了。一般来说，这样的作品带给读者的阅读“陌生”才会多一些。这“暴露”了陈永林的小小说观：他更喜欢“冲突中的变化”。
　　他的情节总是开始于一些偶然的事件，他的那些“跟头”大多是在这些偶然事件的基础上，经过设计，翻腾而出的。《白鸽子·黑鸽子》起始于无意中捡回的鸽子；《一夜浪漫》起始于一次不开心的、漫无目的的“转”。当然，很多时候，陈永林的作品也具备相当的“景深”：《牛尾巴村选举村长》中选举场面的背后有着颇有来头的背景；《花裙子》里的凤是藏在故事深处的一个“亮点”；《遗像》有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不露声色地潜伏了至少二十年的样子……“偶然事件”和“景深事件”都是陈永林翻跟头的“舞台”。
　　陈永林的情节有点象是在一个主观随意的舞台上翻腾。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不注意过渡，转折总是按故事的需要而不是环环相扣的逻辑的规则进行。他从来不给人以准备的时间，仿佛只是瞬间就完成了场景、情节的转换。《白鸽》中林子对白鸽的“烦“来得突然；《恩爱夫妻》中的假戏竟莫名地唱成了真……
　　我设想过，如果用陈永林的语言来写一下短篇小说或者其他长度的小说，我想那必不适合。他的语言一定要在小小说的领域里施展身手。简短、点到即止和对故事本身的专注，使他已经深深地将立足点扎进了小小说这种文体之中。这种语言不仅决定了以上所说的“陈永林式的叙述形态”，也使他的人物带上了鲜明的“陈式”特点。
　　陈永林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是和情节一起起伏跳荡的，就像他的情节“翻跟头”一样，他的人物命运也总是大起大落。《歌殇》中山子和花花到了城里，几乎到了“饿死”境地，可是，后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花花高歌一曲，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快得以改善。作者对他们找不到工作面临困境的心里体验和生活苦楚没做描写，作者更关注故事。这使我们看到，陈永林有点象善打“贴身球”的队员。他一直忠实地执行着自己“故事中心主义”的职责。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写人物时，陈永林的人物情感内核常常并不确定，总是飘飘摇摇的——主要是他们的“爱”不稳定：林子外出散步遇到了老同学，没用多久就忘了老婆，而和这位老同学上了床；进城的花花也没用太时间就有了外遇。陈永林对这一切的变化没有给予任何交待，这因此使主题显出迟迟疑疑的“神态”来。《歌殇》中的山子和花花如此，《白鸽》中的林子如此……作者似乎拿不准真善美的方向。
　　陈永林的作品人物名字和题材的相对稳定，使我确信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以自己熟悉的一块土地为背景，让自己的思维生活在一个乡土浓浓的地方——好象是鄱阳湖一带。他熟悉那里的生活，熟悉到那里的一切都已经成了他艺术表现的道具。但，我却觉得他的故事并非来自生活，更主要的是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思维的“乡土”。
　　他在抒情方面缺乏足够的意味，他的叙事表现出较浓的“硬气”——作品的叙事显得不够舒缓，弹性相对弱了一些，语言似乎不够灵活——他的那种别具特色的简短常常象一记不够力度的扣杀。他的小说有时对细节注意不够，削弱了真实的力量。《一束红玫瑰》中的胖胖竟能发现汉子看母亲的眼光是“热恋”的目光！这个太早熟的孩子使全篇显得那么不够力量。《赌》中有一段小月和二牛的卿卿我我。我觉得这段文字来自作者未被生活“榨尽”的少年气息——多少有些矫揉造作的痕迹。《好想有个家》中二秀的经历几多坎坷和辛酸，可是陈永林却用自己的特有的叙述方式冲淡了震撼力，变成了一个哀哀切切的故事，调味大类《琵琶行》的萧瑟意境。
　　陈永林集中自己的精力，叙述了一组秀美、纤巧、忧郁的故事。我觉得唯一的例外是他的《鼓殇》。他把它收在了《白鸽子·黑鸽子》一集的头条。这是一篇大气得多的作品。尤其是作品的最后一幕，更出神入化。一个人打鼓打出了种种声音，打出了大悲痛。这种大悲痛当然不仅仅由于鼓声制造了一个大场面，更由于这种鼓声是为“真”而响的，是忏悔和报恩的鼓声。